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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界，习近平如何讲故事？******

　　(近观中国·外交篇)面向世界，习近平如何讲故事？

　　中新社北京9月27日电 题：面向世界，习近平如何讲故事？

　　作者 钟三屏

　　“土地沃壤，稼穑备植，林树蓊郁，花果滋茂，多出善马。”

　　2022年9月开启中亚之行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讲述了唐代高僧玄奘描绘撒马尔罕美景的故事。两国上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从故事中扑面走来。

　　如果说外交是一门关于沟通的艺术，“讲故事”或许正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之一。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也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这是故事的力量。

　　作为中国故事的“第一主讲人”，习近平常常在出访的演讲里、在国外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用讲故事的方式让更多国家的人民听见中国的声音，增进彼此间的了解。

　　细数习近平在外交场合讲过的故事，不难发现，中外绵远悠长的交往历史是其取之不尽的“素材库”。

　　在海上交通枢纽新加坡，习近平谈起当地博物馆里的郑和宝船模型；

　　在佛教起源之地印度，习近平提及白马驮经的典故；

　　在丝绸之路上的伊朗，习近平说到中国使者张骞的副使曾在此受到隆重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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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郑和宝船” 1：1比例复建船体。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历史长河中，中国与许多国家都结下不解之缘，构成如今相知相识的共同记忆。无论是曾经的驼铃相闻，还是舟楫相望，过往的交流成为如今的故事，也构筑起未来的互动基础。

　　如何让文化背景迥异的听众听得懂中国人的讲述？

　　那些激发文化共鸣的故事，往往能让讲述者与倾听者之间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这也正是习近平快速拉近彼此距离的诀窍。

　　在英国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习近平讲起同一时代的东西方两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每个读过莎士比亚作品的人，不仅能够感受到他卓越的才华，而且能够得到深刻的人生启迪。”

　　与此同时，他也向在座英国听众介绍，“中国明代剧作家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创作的《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等戏剧享誉世界”。

　　两位文学巨匠的同频共振，拉近了中国与英国的“文化距离”。

　　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习近平在谈及海明威和他笔下的《老人与海》时，还特别提起自己的一段轶事：“我去了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我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

　　三言两语，几段故事，习近平让听者感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并非文化中的“他者”。

　　面向世界讲述中国，习近平也常常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并多次讲到他自己或友人的故事。

　　在讲述中国的发展历程时，他没有用宏大的场景描述，也没有用任何的统计数字，而是选择了一个与他个人经历紧密相关的村庄——梁家河的变化。

　　在一次外访中，习近平讲述自己在陕西梁家河当农民的时光，“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

　　紧接着，他说起梁家河如今的变化，“今年春节，我回到这个小村子。梁家河修起了柏油路，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老人们享有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险，孩子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

资料图：陕西省延安市梁家河村风光。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为14亿多中国人民的领导人，在习近平向外界讲述的中国故事中，复杂而深刻的中国今昔之变浓缩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里。中国发展的宏大叙事，还原为一处处生动的细节。

　　星巴克董事会名誉主席霍华德·舒尔茨当时也是台下的听众之一，通过习近平的讲述，“梁家河”这个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地名，在他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发生在这个中国陕北小村庄的故事，让舒尔茨对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共通之处有了更深的理解。

　　“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在谈笑间，在感动中，在回味深长的故事里，人们看到一个具体又可感的中国领导人，也看到一个宏大而复杂的中国。

　　解读习近平讲故事，也为更多人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讲人”开启了可能。

　　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价值出口”；在地球村时代，每个人都是“国家名片”。在这个格外需要交流与理解的时代，打动人心的故事，正在成为一门沟通中外的世界语言。(完)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