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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世纪大学师生庆新春中国驻马大使出席******

　　中新网吉隆坡2月3日电 (陈悦魏源)马来西亚世纪大学2日举办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出席活动。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参赞赵向东、世纪学院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嘉慧女士、世纪大学校长阿兹林博士、副校长斯里库玛博士、孔子学院中外方院长以及学校师生、马各界代表近300人也参加了当日的活动。在活动中，欧阳大使与校方代表共同体验了本地新年特色文化“捞生”，走访了由世纪大学孔子学院组织策划的中国传统文化展台，慰问了中国留学生代表及孔子学院教师和志愿者。

欧阳大使(前左一)体验投壶魏源摄

　　欧阳大使在当日活动上致辞，向全校师生致以新春问候和美好祝福，并对世纪大学成功举办农历新年庆祝活动表示祝贺。他感慨春节期间吉隆坡的大街小巷热闹非凡，不光马来西亚华人在庆祝春节，其他各族人民也在分享节日的喜悦，并对马来西亚对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包容并蓄表示赞叹。

　　欧阳大使指出，刚刚过去的2022年中马两国携手克服疫情影响，经贸合作实现历史性突破，教育交流合作扎实推进，人民友好进一步升华。深化中马各领域合作、增进中马民间友好，不仅是两国领导人的殷切期冀，也是两国各界的共同心声。由世纪大学和海南师范大学共同举办的“中马大学生汉语辩论赛”就是两国加强教育交流合作、促中马民心相通的最佳事例。欧阳大使期待马来西亚青年学子用好孔子学院、“中马大学生汉语辩论赛”等与中国青年增进了解、共同进步的平台，让中马两国的友谊在青年一代的交流互鉴中传承发扬。

欧阳大使(左四)和世纪大学校方负责人共同体验捞生使馆供图

　　欧阳大使向阿兹林校长赠送《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英文版)》并表示，2023年使馆将继续深化两国教育交流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互鉴，促进两国人民传承友好。

　　刘嘉慧表示，世纪大学每年都会举办农历新年庆祝活动，感谢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世纪大学与中国海南师范大学合作成立的世纪大学孔子学院于2015年揭牌，学院成立以来在推动中文教育、促进马中文化交流、培养马中双语人才等方面成效显著。学校高度重视“中马大学生汉语辩论赛”，今年将继续做好有关赛事活动，进一步加强与中方院校的交流合作，促进马中青年学生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完)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